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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克农单刀直入劝张学良“逼蒋抗日”内幕wns9

浏览次数:57 时间:2019-05-11

张学良的哭谏丝毫未能打动蒋介石,蒋介石烦恼地把正在看的《曾文正公全集》线装书丢在桌子上,勃然大怒,厉声训斥:“一派胡言,你知道什么!共产党的那一套我比你清楚,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当今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剿共"是既定的国策!”

他是中共的特工之王, 他是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2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他就是做特务工作比戴笠还强,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将军。 将军曾单刀直入劝说张学良的逼蒋抗日。 wns9778.com 1 西安事变前,钱江、伍修权、李克农和井茂然在保安 1935年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在陕北消灭了国民党东北军3个师,并且生俘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张学良的得意门徒高福源。高福源被俘后,红军根据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他治伤,生活上加倍照顾,还经常给他讲红军北上抗日,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在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影响下,高福源主动要求放他回去,宣传红军抗日的主张,说服张学良和红军联合抗日。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谈了这个想法。李克农把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及时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即同意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特意指示李克农,要高福源在苏区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之后多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回到洛川后,向张学良面报了他这几个月在苏区听到的、见到的情况和红军抗日救国主张。他们谈了一个整夜。最后,张学良痛快地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16日,高福源回到瓦窑堡,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20日,李克农同张学良进行了3小时商谈。张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2月初,中共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前往谈判。李克农临行前,周恩来找他布置去洛川的任务,叮嘱道: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 红军的东征,按原计划在2月20日由毛泽东率领进入山西。25日,李克农到洛川,先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5项局部性的口头协定。3月4日,张学良到洛川。他穿的是一身中式便装,鼻梁上架了一副墨镜,手拄文明棍。李克农一见他这身打扮,不禁笑了起来:张将军你这是解甲从商?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张学良顺茬开起玩笑。李克农笑着反问:是零售还是整销?张学良高声笑道:当然是整销!两人朗声大笑。 他言下之意,红军与六十七军达成的口头协定,他已经知晓,完全同意。但那只是局部的,他要进行一揽子全面交易。 李克农意会了,也完全同意,就诙谐地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张学良突然问李克农。可能他从有关方面打听过李克农的经历,心存疑虑。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这是李克农此行的公开身份。 组织部是对付敌人的吗?张学良又问。 不是。 你到我这儿来,毛先生知道吗?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好!张学良一拍椅子扶手,站起身来,踱着方步,边走边说:那就请解答几个问题:你们红军是不是真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的?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你们说是抗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李克农心里清楚,红军代表应以诚待人,但面对骄傲的张少帅,也要有一定的斗争。于是他说:红军当然是抗日的,不是为了抗日,何必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此?至于第二个问题:红军是团结的。的确有些争论。你晓得,张国焘跟我们已经分了家。这是我们党内的斗争,你张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体会。李克农知道张学良是暗指张国焘分裂,表明红军不团结,就主动挑明了谈。张学良点点头,表明理解李克农的回答。 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李克农接着说,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嘛!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对这个解释,张学良不同意,因为天快黑了,张学良请李克农先吃晚饭再说。 吃完饭继续会谈。张学良问:我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再谈下去。看来,张学良对李克农在共产党内的作用有多大不摸底。 当然能负责。如果我不能负责,早就声明了。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李克农回答得很干脆。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张学良并不是老粗,在谈判中还要设陷阱。 李克农马上断然回答:张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投降代表,是谈判代表!这一点你可不要弄错了!说完,他立起身就往外走。 张学良连忙起身相拦,说:不要走!不要走!谈下去!接着他又亮出一手,指着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 李克农立刻说:如果副司令要此地,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不好吗?后来达成的协议中有此一项:1936年6月红军让出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到保安。红军体谅东北军的处境,退让一下,让张学良拿这个战功堵蒋介石的嘴。 谈判中,张学良表示他完全拥护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希望能同中共主要负责人晤谈。 到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一、张学良提出,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张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定在肤施,时间由中共定。 二、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红军代表借道新疆去苏联的事。 三、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以灰色名义掩护。 四、红军与东北军建立电讯联络。 3月16日,李克农一行到达石楼。李克农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详细汇报了谈判经过。 3月27日,中共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谈判,对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很重要。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到延安与之谈判。 延安谈判以后,共产党和张学良走得越来越近。李克农负责有关东北军事务,与张学良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西安事变后,中共派出谈判代表团。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为了配合周恩来与张、杨的会谈,李克农与东北军、西北军许多中、高级军官多方接触,了解到他们要杀蒋介石的情绪很强烈。他一方面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另一方面根据自己在此问题上的认识转变过程,耐心地做那些军官们的工作,晓以大义,阐明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使得东北军、西北军内中、高级军官的思想终于大体统一。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为同蒋介石谈判,准备了有利的思想一致的条件。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本人同意张先生"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如果抗日战争争取不到蒋介石这个集团参加,将是一个大的损失,争取过来是有好处的。可是,蒋介石目下正像满清的西太后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不管他口头上如何诡辩,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抗日的,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现在,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得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万分悲怆地回到西安后,把劝谏蒋介石的情况告诉了杨虎城。他们对蒋介石的勃然大怒和顽劣孤行极表气愤,认为蒋是不会轻易改变他的“剿共”计划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逼迫他改变错误政策。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张学良建议杨虎城再去劝蒋一次,以做最后的努力。

4月22日,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由刘鼎带去。3天后,张学良接到周恩来的亲笔信拆开一看,只见写道:“汉卿先生: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定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

此信由刘鼎返回苏区参加7月5日召开的安塞会议时面交周恩来。安塞会议的议题是商讨对东北军的工作,顺应“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推动张学良“另立局面”,建立“联共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把东北军和红军“合在一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十分重视,都从中央所在地保安赶来安塞出席。张学良在信中表明了东北军方面的意向,对双方拟议中的“西北大举”,提出要“6个月功夫”,一方面是“须准备整理”即整顿东北军,需要一定时日,另一方面是了解到两广和南京等“外间情况”,“大举”条件尚不具备,但他也再次言明自己的决心,“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即是实证,而且时间恰在“6个月”之内。至于“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则是指交界地区双方驻军之间发生的摩擦和冲突,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大体上能够遵照秘密的口头协议,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但为搪塞蒋介石“剿共”命令,双方有时要打假仗、放空枪,但遇有通报不及,不悉内情的下层官兵及少数坚决反共者,就要与红军接火,张学良特意申明“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

这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在西安同杨虎城密谈后,来向中央报告。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担任着十七路军总指挥和西安绥靖主任。他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

待刘鼎买电池返回时,得悉蒋介石已被捉到,于是即刻把张学良再次拟好的电报发出去:“东、来兄: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防胡敌南进。”

并乞代问候诸同志为盼

“第二点要记住的是,如果抗日运动发展,蒋几乎肯定会丧失其独裁统治。”周恩来接着讲:“他的军队既不像第五次"围剿"时那么强,那么集中,也不像那时那么可靠了。一旦抗战爆发,抗日力量将取得他的指挥权的一大部分。蒋心里也明白,抗战爆发的第一天,就标志着他的独裁统治的崩溃……”

当时,对与中共谈判持积极态度的曾养甫,在调任广州市长后,决定由武汉电台和陕北建立联系。张子华带着和国民党电台联系的密码到陕北,并交了曾养甫希望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书信。周恩来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研究后,决定约国民党的代表到陕北来谈判。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但“弟等外出不易”,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

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这些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张学良连忙说:“对,对。抗日是当前迫切的大事啊!”

这是一间只有一个哨兵站岗的小屋。斯诺走进去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伏案看电报,斯诺好奇地打量着这间屋子: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

周恩来说:“我还是这句话: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是软弱可欺的。要让步,还要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张学良听后显得十分兴奋,他说:“周先生说得对,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的。”

红军东征后所向披靡。蒋介石派了10万大军分两路开入山西,支援阎锡山。为了顾全抗日大局,避免大规模内战,赵家沟村会议认为:我军东征已取得了很大胜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打击了敌人,发动了群众,扩充了兵员,筹集了款项。为顾全抗日救国的大局,避免大规模的内战爆发,党中央断然决定:将“渡河东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

“蒋介石也有今日?”“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现在还有什么别的好说的,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

此前几天,蒋介石还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逮捕在上海的全国救国会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制造“七君子事件”。蒋介石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弄得国民党当局手足无措,狼狈不堪。12月3日,张学良为了表明心迹,亲自驾机第二次飞赴洛阳见蒋介石,向他陈述了东北军中的抗日情绪已高涨到无法抑制的程度,“剿共”军事行动因太不得人心而实在难以继续进行下去,要求无论如何应派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可是蒋介石却根据陈诚的报告,胡说什么日本根本无意将当前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在绥远前线的晋绥军和中央军足以抵挡日伪军,因此没有必要再派军队前往绥远,而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必须全力消灭共产党。

12月12日零点,中共派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得到张学良的受命,表示即将采取紧急行动,赶紧向中共中央发报:“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但此时停电了,一时电报无法发出。全城也实行了戒严,只得从金家巷步行到南院门口电料行敲开门买电池。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在6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

2月初,中共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前往谈判。李克农临行前,周恩来找他布置去洛川的任务,叮嘱道:“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

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官分校“训话”时旁敲侧击地训斥张学良,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张学良听后神色大变,心情极为压抑,未等蒋介石训完话便返回西安。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宣言》中说:“在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宣言》中提出了共同行动纲领6条和派代表具体进行协商的办法。

11月15日,周恩来离开保安,代表中共中央赶往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

这时,枪声正紧。蒋孝镇拉着蒋介石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推着蒋介石从墙上跳过去,往骊山上跑。院墙内高外低,蒋介石一落地,脊骨跌坏了,脚也碰破了,鞋也跑丢了。蒋孝镇脱了自己的鞋给蒋介石穿上,蒋介石说两个人目标大,分开跑为好。这下,苦了蒋孝镇,他跑进了一片荆棘地,两脚扎得钻心疼,只好咬牙忍着。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静心听着张学良的讲述,脸上的表情和善而庄严。他对张学良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情,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你同情你,并会帮助你。可惜张先生把路走错了。什么是法西斯,简单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张先生都知道,并经历过。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抗日救国,谁就是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呼吁大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外。”接着,周恩来坦率地对张学良讲了对当前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一些看法后,又诚挚地问张学良道:“张先生,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

“逼蒋抗日”:与张学良形成共识

两人一见如故,携手走进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5支蜡烛的亮光下,飘散着热气。

周恩来在信中还通报了时局动向,针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进一步阐明了中共方面的认识,并告知苏区发展的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重申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的态度,实际是肤施秘密会谈内容的进一步深化。此信随刘鼎作为中共代表赴任时面交,也起到了介绍其担当红军与东北军之间联络重任的作用,使刘鼎赢得张学良的信任,张学良当即十分高兴地对刘鼎说:“今后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刘鼎这位早在德国勤工俭学时即由朱德等介绍加入中共的老资格党员,遂以“秘书”身份入住西安的张学良公馆,为他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合作,提供了便利。

“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您对他作何评价?”面对斯诺的直问,周恩来笑了笑:“评价不那么高。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个拙劣的外行。作为一个战略家,也许好一些……”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驱车来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劝谏,他想以自己的至诚来说服蒋介石。而蒋介石对此却无动于衷,仍一意孤行。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继东北沦陷后,华北已名存实亡了。最近,绥远又复告急,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生死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当今抗日是第一大事,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张学良失声痛哭道:“东北军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的抗日情绪不可再压制了,我对委员长是一贯忠诚的,面临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不能不据理力争,希望委员长能慎重考虑。”

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前,对国共谈判表现得比较积极;当他用收买和分化内部的办法搞垮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以后,觉得可以腾出手来,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地区增兵,再次企图依仗武力解决西北问题。

从4月中旬起,周恩来指挥留守各部保护渡口,准备船只,并亲到延川迎接。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回到洛川后,向张学良面报了他这几个月在苏区听到的、见到的情况和红军抗日救国主张。他们谈了一个整夜。最后,张学良痛快地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16日,高福源回到瓦窑堡,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20日,李克农同张学良进行了3小时商谈。张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努力

接着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深刻地指出西安事变的两种发展前途。他说:“由于事变的发动而引起的新的大规模的内战,使南京的中间派走向亲日派,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日本更顺利侵略中国。这是德、意、日国际法西斯侵略阵线所欢迎的一种前途。另一种前途,则是由于事变的发动,结束了"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反而得到早日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国际和平阵线和全国人民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

11月23日,周恩来到达山城堡红四方面军总部。

这时,绥远抗战的胜利和席卷全国的援绥抗日运动,大大激发了有失土亡家之痛的东北军士气,也使张学良深受鼓舞。他一方面积极同红军和十七路军秘密筹组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作出兵抗日的准备,另一方面又恳切地向蒋介石再次请求率部开赴前线。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请缨抗敌书,态度之诚挚、心情之焦灼跃然纸上。可是蒋介石回答却是“时机尚未成熟”。相反,蒋介石派陈诚到绥远前线,制止绥远军民的抗战活动,要傅作义防止事态扩大,并要他抽出手来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围剿”陕北红军。

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

周恩来在信中以“快慰”、“咸服”字样,给予张学良甚高评价,敬佩之情跃然纸上。张学良对周恩来也引为知己,接读来信后十分激动。

张国焘被周恩来说服后,即同周恩来、朱德一起率红军总部到保安,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会合。在红军大学,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毛泽东紧握住朱德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感慨地说:“朱毛不能分开,这回又应验了!”朱德点了点头,连声说:“朱毛分开,红军势必大祸临头啊!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再分开了!”

10月29日,蒋介石飞抵洛阳,为了调兵遣将,秘密筹划对陕甘苏区更大规模的“围剿”。他借过50岁生日之机,以“避寿”为名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新的军事部署。

电文发出,当夜就收到了张学良的回电,同意所列的条款和内容,会谈地点定在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里。

捉蒋的部队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在蒙蒙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床上的被褥尚有余温,判断蒋介石没有跑远。负责捉蒋的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立即下令搜索全院。忽然,一名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孙铭九随即命令开始搜山。

张学良一到洛阳就找机会与蒋介石谈话,希望蒋介石能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要求蒋介石准许东北军出兵绥远,以援助傅作义绥东抗战。蒋介石非但不接受张学良的意见和要求,反而气急败坏地斥责道:“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

搜山的部队逐步缩小搜索范围,果然在乱草丛中的一个洞口里找到了吓得缩成一团的蒋介石。蒋介石看了一眼孙铭九,又赶紧避开目光,说:“你打死我吧……”孙铭九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特此敬祝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最后决定:全力争取实现第二种前途,应张学良、杨虎城要求,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

在山城堡,周恩来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老战友朱德。紧握住朱德骨瘦如柴的双手,望着朱德苍老清癯、充满悲怆神情的脸膛,周恩来内心一阵酸楚,也说不出话来了。朱德热泪盈眶,也说不出话来。去年松潘一别,至今一年有余,他却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周恩来拥抱住朱德,不禁泪如泉涌。自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并强行另立“中央”,在红四方面军中称王称霸以后,他与毛泽东一直都在担心,怕再也见不到总司令了。

接下来,双方针对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有关问题进行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交谈。谈判进行了一个通宵,到次日凌晨4点才结束。经过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以下协议:一、南京政府必须改组,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必须取消,如果做不到,就另组国防政府,领导抗战。二、停止内战,先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抗日联军,造成抗日的既成局势。三、红军主力取道绥远开赴抗日前线,张学良把傅作义说通。四、东北军的五十三军,现在保定、石家庄一带,已经派黄显声为该军副军长,将接替万福麟为军长,可以配合冀绥方面的红军抗战。五、张学良已经和新疆取得联系,不日新疆代表张在善就可到达西安。必要时,与新疆盛世才、甘肃于学忠、宁夏马鸿逵,在西北形成新、甘、陕、宁4省的抗日大联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走上抗日道路。

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基本意图没有多大改变。在进行国共联络的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及“围剿”。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入,全国抗日热潮日渐高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发动了“两广事件”。一场内讧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了全力解决“两广事件”,他不得不对西北采取缓和政策,开始考虑国共谈判事宜。在他授意下,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把与中共谈判的工作交由其亲信、时任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和曾的下属谌小岑主办。

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从前线回到瓦窑堡后,中共中央立刻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7日上午,会议开始举行,周恩来和毛泽东、洛甫、博古等参加会议。

在这封张学良亲笔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同志”的称谓,不仅将直接交往的周恩来、刘鼎称之为“同志”,而且“代问候诸同志”即中共所有领导,还在信末注明“尔后用"李毅"”,为自己确定了化名。从此函的称谓足以可见,张学良与中共方面已是“完全一致”的“政治关系”,稍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张学良的一封联名信就称“李毅”为“同志”,而且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双方往来电函都时有“同志”互称。

4月7日清晨,天下着大雪,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警卫部队从瓦窑堡出发。途中要经过蟠龙镇和拐莫,约有两天路程,周恩来只带20多个骑兵警卫,这一带蒋介石的暗探密布,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

一切都准备停当,周恩来临出发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学良和王以哲军长,通知我方代表行期,接洽地点和会谈内容,电文主要内容是: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和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起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商谈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告为盼。

听了张学良这一番话后,周恩来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在座的李克农和刘鼎都觉得痛快淋漓,张学良也很激动。

蒋介石错误估计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为共产党已处于困难地位,急于同他们妥协。因而采取军事压迫和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红军,一面仍由曾养甫出面,再次邀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由于蒋介石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无法进行。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做初步谈判。

斯诺已经记得很累了,抖抖手腕把记录念给周恩来听,纠正或澄清一些地方,去掉一些费解的字眼。看着那长篇的记录,斯诺如获至宝。

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不久,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在将台堡会师。

凌晨5点半,蒋介石的侄儿蒋孝镇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忽听到行辕门前有枪声,知道事情不好,急忙把蒋介石从床上拉了起来。从睡梦中惊醒的蒋介石不知所措,吓得浑身发抖,摸黑披起睡衣,拖着鞋子,拔腿离开下榻的五间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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