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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宋辽金元坊刻家刻本

浏览次数:188 时间:2019-09-27

宋代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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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给我国古代文化的广泛传播拓展了无穷的想象空间。经过唐、五代的发展,到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技术也由萌芽逐渐走向成熟,雕版印刷得到了广泛应用。宋元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日益多样化,雕版印刷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官府、坊肆、私家竞相刻书,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刻书业几乎遍布全国,其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逐渐形成以浙江杭州、四川眉山、福建建阳、山西平水等几个刻书中心。刻书的品种众多,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典籍。由于刻书目的、主旨不同,官刻、坊刻、家刻三种刻本内容也不尽相同,各有侧重。官府刻书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历朝正史、诸子、医书、字书、类书和名家诗文以及佛、道两家经典等。私家刻书以文集为主,传播学术。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导向,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主要刻印一些销路好、适合广大民众口味的书籍,涉及儒家经典、童蒙字书、科举应考程文等相关内容。两宋繁荣兴盛的刻书事业,对后世文化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刻本传世不多,北宋刻本更为珍罕,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事业普遍发展的时代,全国各地都有刻书、印书活动。由于各自的地理、自然、人文条件的不同,其繁荣程度也有区别。形成了宋代刻书事业的几个中心地区,所刻书籍也各具特色。北宋初期,四川刻书最为兴盛,这是自唐、五代沿袭下来的。到北宋后期。浙江地区刻书最为精美,南宋时代,福建刻书数量之多居全国首位。因而形成宋代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

宋代坊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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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肆,即民间刊刻、印刷并出售书籍的地方,以营利为目的。又称书肆、书林、书堂、书棚、书铺、书籍铺、经籍铺等,泛称书坊。坊刻本即书坊主刻印之书。通常书坊雇有写工、刻工、印工等。坊肆刻书起源最早,唐代印刷术发展以来,坊肆刻书日益兴盛,入宋后更为普遍,一些书肆有几代人相继传承者。宋代坊刻遍布全国,以浙江、福建、江西、四川等几个地区的书坊刻书最为活跃,所刻多为经史百家、唐宋名家诗文,科举程文及民间实用书。最著名的宋代有临安陈氏书籍铺、荣六郎书籍铺,建安尹家书籍铺、余仁仲万卷堂、建安黄善夫家塾、建宁黄三八郎书籍铺等。其中,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一般认为是家刻本。然黄善夫刻《史记》虽版刻精美,其校勘之粗率,出乎意料,当是坊刻本。

四川地区。自唐代就是印刷事业发达的地方,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仅从宋初政府令四川承担雕刻大藏经这一巨大工程中,足可以看出四川地区具有的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刻版、印刷技术力量。四川刻本也由此更为驰誉全国。南宋之后,四川刻书中心由成都向眉山转移。如前所述,四川转运使井宪孟主持刻印的《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七部史书,为世间著名的蜀刻大字本眉山七史。在他的倡导下,眉山地区还刻印了《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史记》、《三国志》等经史著作。南宋中叶,眉山有坊刻本《册府元龟》发行,上千卷的巨着,坊间已能够承担刻版印刷,更证明了宋代四川地区民间刻书事业的发达、繁荣。蜀刻本多以监本为依据翻雕、重刻,注重校勘。内容、印刷均为上乘,但是蜀刻本已极少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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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区。北宋时,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杭州已经为国子监刻了不少书籍,两浙东路和西路的广大地区刻书事业也很兴盛发达。南宋时,杭州成为首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加促进了官、私、坊刻书事业的发展。临安城内棚北大街,众安桥修文坊,太庙前私人书肆林立。由于刻印工匠技术纯熟,纸墨工料多选上等,许多虽系"书棚本",但仍不失刻印精美的艺术品,出现了陈氏、尹家、郭家、荣家等著名的刻书铺。近人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载,宋代监本有一百八十二种,其中大半为杭州刻印。除临安刻书最多、最精之外,浙江其它地区也都刻书。如绍兴、宁波、台州、严州、嘉兴、湖州、温州、衢州、婺州、建德等都有刻书并留传于后世。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载:杭州府刻版有一百八十二种,而嘉兴、湖州、宁波等地就有刻书三百余种,大部分为宋版书中之佳品。

书坊主人多不见史传,除陈、余两家略可考证外,其余诸家坊肆,只能从传本和各家书目记载或藏书家题识中见到。一般认为坊刻本目的在于速成营利,不注重校勘,质量不高,其实并不尽然。现存坊刻本中仍不乏刊刻精品之作。如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所刻《唐女郎鱼玄机诗》、《周贺诗集》;建安黄善夫刻《史记》、《汉书》;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等,堪称宋代坊刻本中之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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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四川地区刻印了一系列唐人诗文别集,数量较多,世称蜀刻唐人集。传世各集可分两个系统:一为十一行本,皆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约刻于南北宋之际,今存《骆宾王文集》、《李太白文集》、《王摩诘文集》三种;一为十二行本,皆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今存《孟浩然诗集》、《刘文房集》、《陆宣公文集》、《昌黎先生文集》、《刘梦得文集》、《张文昌文集》、《皇甫持正文集》、《欧阳行周文集》、《新刊元微之文集》、《杜荀鹤文集》、《孟东野文集》、《新刊权载之文集》等十九种。各书楮墨精良,藏书家皆珍视之。从其“新刊”之类书名来看,应该都是坊刻,而非官刻、家刻。今各书均钤有元代“翰林国史院官书”长方朱印,明清两代藏内府。清康熙时,刘体仁等取之内库,此书始流传民间,今存本多有“刘体仁印”、“颍川镏考功臧书印”等印。

福建地区。宋代福建的刻书业,主要集中在建阳和福州两地,前者以坊肆刻书着称,后者以寺院刻藏经闻名。书肆刻书主要集中在建阳的麻沙镇和崇化坊。世称建本。宋祝穆《方舆胜览》一书曾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建阳地处闽北武夷群山中,竹木茂盛,造纸事业发达,为雕版印书提供了有利条件。《福建通志》提到:"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村皆以印书籍为业"。书坊村由刻书而得名,至今仍称书坊乡、书坊镇。坊肆刻书著名的建安余氏一族就世居于此。与其同时或稍后,书坊镇还有熊、陈、郑、叶等数家,在其东北二十里的麻沙镇还有刘氏、蔡氏、虞氏等,也都是从宋代到明代累世从事刻书事业,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的刻书世家。

宋代家刻本

福州是宋代刻印宗教书籍的中心之一,早在北宋神宗元丰三年东禅寺院开始,到南宋初完成的佛教经典《崇宁万寿大藏》,以及开元寺版的《毗卢大藏》,乃至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刻印的道家经典《万寿道藏》,总数近两万多卷的浩大工程能在同一地方完成,足以证明福州地区刻书事业的繁荣与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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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福建的其它地方,也有刻书,并留传下来。如建宁知府吴革于咸淳元年刻朱熹《周易本义》十二卷。汀州宁化县学刻于绍兴十二年的贾昌朝《群经音辨》十卷等。

家刻本,即私人出资或主持刊印的书籍。私人出资刻书,主要出于传播学术的目的,数量远不如官刻、坊刻之多;加上刊刻人校勘精审、精雕细刻,故家刻本历来颇受推崇。宋代私家刻书最著名者,如庆元二年吉安周必大刻《欧阳文忠公集》,嘉泰元年周必大刻《文苑英华》;廖莹中世綵堂刻《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纸莹墨润,令人赏心悦目,堪称宋版书中之上品,都是有名的私宅刻本。

除以上三大中心地区外,宋代刻书较多的地方还有汴梁、建康、潭州、徽州、吉州、抚州、潮州,以及河南、江苏、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区。汴梁是北宋的首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也是黄河流域的刻书中心之一。仅从前述随政府南迁的荣六郎书籍铺在其所刻《抱朴子内篇》一书牌记介绍的历史情况看,足以证明,北宋京都汴梁刻书业繁盛之一斑。

辽、金、蒙古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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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两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有辽、金、蒙古,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刻书事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契丹族建立的辽很重视佛教,注意吸收中原文化。除大量刻印佛经外,也印刷儒家经典、各类史书、诗文集及各种工具书。辽代印刷业最发达的是燕京、范阳以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当时燕京已有多家书肆。辽代刻书传世已廖如星凤,有关文字记载亦甚少。目前见到的辽代刻本是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的,以山西省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存《契丹藏》、《蒙求》等为代表,极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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