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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s9778.com > 律法谈话 > 周彦兵: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核心能力发展探析

原标题:周彦兵: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核心能力发展探析

浏览次数:104 时间:2019-08-31

   人们习惯把1999年视为中国高校扩招元年,当年高校招生总人数超过150万人,增幅超过40%。高校扩招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了升学率,从高考录取率的数据来看,1977年恢复高考时录取率不足5%,1998年达到34%,2012年则接近75%。高校扩招让更多的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家子女进入了高等学府。

1.农民工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历史时间代表了个体或特殊群体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也得以孕育并不断发展和壮大,他们的产生和中国的大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为提升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并使中国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附近的乡镇地区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地,给乡镇企业注入新的活力。随着剩余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多,他们逐渐向更远、更大、经济发展更快的城镇转移。80年代末期我国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工转移,主要流向是经济发达地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伴随沿海地区经济的开发搞活,加大了对农民工的需求和吸引,90年代初期民工潮现象进一步加剧。早期的称谓有“盲流、打工仔、打工妹、农村外出从业人员”等等。农民工一词最早在1983年由社会学家张雨林先生提出,并将其概念解释为两层含义:“农民”是身份,“工人”是职业。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户籍依然在农村,但这一群体跨越城乡界限,迁移到城市,主要从事工业产业或服务行业的工作,依靠工资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劳动人口[2]。进城后的农民形成了一个新的过渡阶层,夹在传统的农民阶层与市民阶层之间,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性、并不断产生动态变化的过渡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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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内部发生代际分化,出生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民工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日益成为该群体的中坚力量,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生活时代和自身特点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越来越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更愿意留在城市生活,他们的市民化意愿更为强烈。然而在现实中他们市民化的进程却步履艰难,面临被城市边缘化的困境,这种困境给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带来不平不满,同时也给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无可置疑,无论是统筹城乡发展,抑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已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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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研究”(编号:11YJA880095)子课题“农民工转移培训中的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与效果研究”,主持人:周彦兵。

   农民工的个体生命历程还受到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时期影响,特别是2003年之后,东南沿海地区普遍出现了“民工荒”,且持续多年。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客观上为农民工的个体生命历程变革提供了条件,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工能够延续他们的职业生涯,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则有了更多的选择。符平和唐有财(2009)的研究发现,即便处于“民工荒”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与年龄之间仍然存在着“倒U型”轨迹。他们没有走出上一代的阴影,继续深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这些都说明,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存在着代际效应和时期效应,同时还有“倒U型”曲线的年龄效应。

站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将生命历程理论作为基础理论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发展轨迹,具体研究该群体个人生活变迁、历史变迁与社会变迁对其生命历程的影响。本研究中涉及的重要概念是转折点、关键事件和生命轨迹等。

   讨论社会经济地位难以绕开邓肯(Duncan,1961)提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这一指数也是社会学家最常用的比较不同人群社会经济地位的关键性指标。邓肯把教育和收入两个变量拟合成一个指标,这种做法代表了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使一个重要研究主题有了可测量的依据,但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后续的研究者在重复研究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解释力并没有那么强(Featherman & Stevens,1982)。而且,如果教育和收入能够准确预测社会经济地位,它们之间又存在如此强的因果关系,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教育和收入取代社会经济指数来分析相关的议题呢(Haller & Bills,1979; Vos, 2005)?直接使用教育和收入两个变量的好处是能够分析两个变量背后不同的社会机制和影响因素,在两者变动趋势出现背离的情况下尤其适用。因此,本文的分析还是围绕着教育和收入两个核心变量来讨论。

关 键 词:新生代农民工 生命历程 职业核心能力 发展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纷纷陷入新的衰退周期,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亦难以幸免,依靠低廉劳动力价格优势的出口外向型经济遭受冲击,进入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不过,农民工就业却基本保持平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2015年农民工数量高达2.77亿人,与2014年相比,增长了1.28%。尽管农民工总量在持续增长,增速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劳动力供给拐点即将出现。这一时期,农民工群体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1)高学历农民工的数量显著增加。2011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比例为5.3%,2015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进一步增加到8.3%。(2)农民工就业出现脱离第二产业的趋势。从事第二产业农民工的比例也从2008年的60.2%下降到2015年的52.2%。(3)农民工绝对收入上升,增速却显著下降。从2010年到2013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的增长速度均在10%以上,2015年农民工收入增速却只有7.26%。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变周期中,实际上可以分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两个阶段。如果进一步细分,则可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农民、农民工和市民。当然,最后一个阶段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而止步于前两个阶段。农民就是其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在农村,劳动所得主要依靠劳作后的从土地上得来的收成。在这个阶段,后代人总是延续着前代人的一切,包括思维和行为方式,具有鲜明的农民社会特征。而当社会进化到现代社会以来,情况起了变化。随着农民走入工厂与城市,他们变成了农民工,开始与时代发展休戚与共。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更加适应城市生活,在思想上、行为上以及经济上都具备了完全脱离乡村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他们就顺利转变成为市民,实现了这一群体生命历程的最后一个华丽转身。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是其在农民工阶段的工作与生活质量。而评估其是否完成了市民化的最后转变,则主要依据四个指标:一是固定的非农业职业,这是安身立命的基础;二是户籍有农村变更为城市,完成法律意义上的转变;三是具有市民化的行为方式,举手投足能够与“城里人”别无二致,摆脱了农村环境下的一些习惯(如卫生习惯、文明礼貌习惯等);四是具有市民化的意识形态,具备了契约意识和规则意识,认同城市生活与工作的理念,而不感到心理上的严重不协调与不适应。相对于前两个标准,后两个标准更加难以达到,需要经过不间断的学习与体悟才能获得。

   (一)农民工群体的历史变迁

世界各国在其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都出现过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例如,在欧美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也呈现“二元经济结构模型”[1],不过其剩余劳动力的迁移往往通过一步到位的模式完成身份的转变。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显带有中国标签,具有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进式改革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明显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导致“农民工”这一特殊阶层的出现。所谓“农民工”,就是我国在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一个跨越城乡的社会群体,他们是户籍在农村,但在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口。“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在城市务工并不同程度地融入城市社会,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推动社会建设和发展,参与创造社会财富。“农民工”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阶层,他们“亦工亦农”而又“非工非农”,他们实现了职业转变,但是却没有同步实现身份转换。

   让农村大学生不愿意转户口的另一个原因是:高考扩招之后,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教育阶段,而相当一部分农村大学生就读的学校是三本或者高职院校。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文凭贬值,再加上社会资本的不足,使得他们在职业发展上遇到瓶颈,难以谋得较好的职业岗位。高职院校的农业户籍毕业生多进入了技术性蓝领的职业岗位(田丰,2015),加入了“农民工”的队伍。

原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核心能力发展探析

   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自评是社会分层领域中的主流话题,相关研究的文献非常多。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与本研究相关的重要文献加以评述。

2.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发展轨迹。从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来看,其基本轨迹可分为学生角色、务工中的“农民—工人”双面角色,市民(定居城市,获得对应的权利)或返乡的农民角色。外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生命历程:初次进城阶段:新鲜感与紧张感并存——频繁流动阶段:不断尝试与选择——逐渐平稳阶段:承担责任与义务——选择归宿阶段:扎根、漂泊还是回归?

   真正让农家子女既能上大学又能保留农业户籍的政策是一个当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便民措施”。2003年出台的《公安部三十项便民利民措施》规定,“考取普通高等学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入学时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此时,农村户口含金量随着承包地、宅基地升值以及各种补贴出台而提高,特别是城镇近郊土地升值,使得一些农家子女选择了不转户口上大学的方式。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追求

   其实,不论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都会受到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条件和社会政策的影响,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和年龄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自评,加上出生队列所带来的代际差异,兼具有年龄、时期和队列的混合效应。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3-0027-06

   1.户籍政策的历史变化及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背景

假设1b(队列效应假设):农民工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随着出生队列的后延而增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跨越城乡的特殊阶层。

  

2.代际分化产生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民工群体在规模和数量上得到空前的迅速增长,农民工群体在自身内部也发生重大变化,出现明显的代际分化。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最早出来务工的老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返回家乡,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老一代农民工成为该群体的主力军。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更为优越,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国家经济发展平稳快速,家庭经济有了很大改善;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趋势、就业状况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社会认知、未来愿景等方面有很多的期望;在权益维护、价值观念的方面也有更高的要求。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2010年中央1号文件),文件中首次出现“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提法,标志着我国最高政治文件正式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国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也越来越重视[3]。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于2010年6月,发布了《全国总工会报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影响国家社会稳定》。报告中课题组对新生代农民工做出如下界定: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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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跨越城乡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亦工亦农的身份,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该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地位。随着社会变迁,代际分化,农民工群体的主体逐渐被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取代。站在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新生代农民工必须具备在城市中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最根本的就是要不断培养和提升职业核心能力,实现自我成长,积极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完成市民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对大学生统招统分、给予干部身份和城市户口的优待,对当时缺乏向上流动路径的农村社会而言,上大学就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但整体而言,“70后”以及更早期的农民工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极少。

作者简介:周彦兵,女,云南大理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教育领导与管理。

   摘要: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规模增长面临拐点,教育结构有较大改善,绝对收入也还在持续增长。但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属于城市中的边缘群体。本文使用2006-2015年五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综合调查数据,结合年龄—时期—队列分析方法,发现结构改善没有真正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农民工的相对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自评反而在下降,呈现“逆成长”态势。因此,本文认为即便是在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情况下,依靠市场因素自发调节和纠正农民工受歧视的地位仍难以实现,应该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加以深刻反思。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描述

   1.教育

1.生命历程理论。生命历程理论最早由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提出,代表人物是威廉·托马斯,其代表作《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与F.W.兹纳尼茨基合著),时值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大量国外剩余劳动力迁移到美国芝加哥,其中就有大量的波兰农民,波兰农民从乡村迁移到美国的都市芝加哥,经历了时空、场域、生活方式等重大的生活变迁。托马斯通过研究他们的生命过程,根据生命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个体角色的变化、关键生命事件等因素,考察了该群体的社会阶层定位;根据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参与情况与参与度考察了该群体的社会地位;根据他们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宗教归属、职业岗位、婚恋状况、社会团体参与等情况,考察该群体在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上的变化,进一步研究生命历程中,社会力量、社会结构、个体力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社会环境对个体或特定群体的影响,这种影响如何对其发生作用,进而改变个体或特定群体生命历程的发展路线,这里的“路线”就是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中社会背景与人类主观能动性联结的节点[5]。在已有的文献资料中能明显看到形成了两条传统的分析路线:一是站在历史的视角分析同龄群体的生命历程,二是站在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待同龄群体的生命历程。同龄群体作为历史和大时代的产物,受历史和时代影响的痕迹比较深,他们经历共同的历史时间、社会变革、重大事件,并随着时空变迁形成各自的角色定位和生命时间序列。历史视角将年龄作为群体生命历程的分层基础,同龄群体拥有相同的时间界定,例如到了某一年龄,就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生活机会、个体权利等等;社会文化视角根据年龄分层,提供一份可以参照的生命历程社会时间表,即在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交流和社会参与,社会中的同龄群体因此有固定的社会标准时间表的指示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并依据社会标准时间表发展自己的生命历程。例如,一定的入学年龄时限(相差上下几年属于正常时间节点),6岁上小学,12岁上中学,18岁高考,22岁大学毕业,或继续学习或进入社会工作,之后婚恋、然后结婚生子等等。生命历程理论通过研究个体或特殊群体的生命时间变化,生命事件的先后顺序揭示历史、社会因素对个人生命轨迹的影响[6]。

   经典的社会学理论中,教育、职业和收入是决定社会经济地位最为关键的变量(李强,2006;卢福营、张兆曙,2006;李春玲,2007)。近几年农民工在教育、就业行业和收入水平上发生的显著变化理应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自我评价。为了分析这些变化,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SS)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五轮全国范围内的数据,结合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方法,分析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自评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职业核心能力;发展

   不同时期的户籍改革重点不同。80年代户籍改革重点解决的是农民进不了城的问题,90年代户籍改革重点解决的是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而最新一轮户籍改革的重点在于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市民化问题(刘传江,2013)。从表面上看,三个不同时期户籍政策调整只影响到特定时期的一部分农民工群体,但事实上这些政策整体性地改变了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机会和生活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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